近年来，我国学生群体中，每年报告的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千例，其中性传播占比达98%以上。让“艾”止步于校园，已是迫在眉睫。与此同时，校园性教育也在探索中不断前行。
看见
李小米当时蒙了。一天之内的12名检测者，其中有5名被检测出是阳性，而且有3人还是学生。回忆起10多年前的这一幕，她仍心有余悸。
李小米是岭南伙伴社区支持中心负责人，该中心成立于2006年，彼时主要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展艾滋病检测咨询、感染者关怀等工作。她告诉记者，那是盛夏的一天，一下子就发现了3名艾滋病病毒初筛阳性的学生，这让她意识到，“艾滋病的魔爪可能正在向校园延伸”。
不断汇聚的信息印证着李小米的猜测。该中心的同事陆续向她反映，日常检测中发现，初筛阳性者中的学生比例快速上升，而其他公益组织同行在交流中也反映存在类似情况。
校园防艾，迫在眉睫！李小米随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广州市疾控中心。广州市疾控中心决定对当地已确诊的学生感染者做一次问卷调查，目的是找到他们染艾的原因，为出台应对之策提供科学依据。李小米也受邀成为调研团队的成员。
在设计调查问卷时，有一道问题是“您有多少性伴侣”，最初设计的选项是A.1个、B.2个、C.3个、D.4个，但长期在一线从事检测咨询工作，深谙现实情况的李小米建议改为：A.1个、B.1～5个、C.5～10个、D.10个以上。起初，调研团队的部分专家认为，选项设置的数值过高，可能无法发现真实情况。但在李小米的坚持下，专家组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。很快，100余份调查问卷被悉数收回，结果令人惊讶不已。“别说专家们，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。”李小米说，“一小部分受访者表示，确诊前的性伴侣多得已经记不清了。”
调查还发现，在已感染的学生中，性伴侣的数量呈现两级分化，除了一小部分较多外，还有一部分只有1个。“这提示，后者感染的原因很可能在于缺乏防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。”李小米说。
此外，调查显示，学生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在40%左右，异性恋人群和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基本持平。学生一旦发现染艾，往往会不知所措，抑郁焦虑，失学甚至轻生。“这都说明，学生迫切需要得到指导和帮助。”
调查问卷让大家看到了现实情况，并意识到了校园防艾的严峻形势。“接下来，就要找到解决之道。”李小米说。
解法
很快，彼时的广东省教育厅、卫生厅、共青团等部门、群团组织召开联席会议，研究应对之策。这让李小米很高兴，“政府高度重视，解决问题就有了希望”。
通过分析调查问卷、多轮实地调研以及会议研讨，大家达成共识——校园防艾，必须从性教育入手。这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：首先，从传播途径上看，随着防艾力度不断加强，卫生、公安等部门合作，吸毒人员、性工作者等重点人群中染艾人数逐年下降，母婴传播也已基本阻断，性传播逐渐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，青少年中亦如此。其次，青少年处于性活跃期，从性教育入手开展防艾宣传，更易引发学生关注，宣传效果更佳。
对此，陕西省一所医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的大三学生张雪峰深表认同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该校预防医学协会会长。张雪峰告诉记者，即便是医学院校的学生，也普遍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，如果就防艾谈防艾，往往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，但性健康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，尤其是处于性活跃期的青少年，以此为切入点，能更好地引发学生关注并提升其参与度。
专题讲座、知识竞赛、发放宣传册……近年来，校园性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层出不穷。“这几天，我们就在参与知识竞赛。”张雪峰给记者发来一个链接，点击后便可进入试题页面。这就是第七届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，该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、教育部指导，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主办，旨在推动大学生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和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学习，提高健康素养，促进养成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不断提高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。
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主办方不断对竞赛题量、结构以及难易度进行调整，以期进一步提升赛题质量，扩大题库知识面，以赛促学。“更新后的题库和计分方式使得竞赛的规范性、科学性和对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指导性有了很大的提升。”
事实上，国家近年来不断强化校园防艾宣教工作。2019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教育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；同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《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（2019—2022年）》，实施“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工程”，要求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95%以上；2021年，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启动了“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医院、进校园、进家庭”活动。
走心
作为校预防医学协会会长，张雪峰每年要组织多场校园防艾宣传活动。“大部分同学很支持配合”，但他也发现，虽然校园宣教的手段有很多，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。“比如，志愿者在校内发放防艾知识宣传手册或折页，往往在这个路口发到对方手上，在下个路口的垃圾桶里就能捡到。”
在李小米看来，老套的形式只是原因之一。“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方式未能引发青年人的共鸣和思考，缺少参与感，‘不走心’。”
李小米更倾向采用同伴教育，这种方式是指青少年就某些话题一起交流，分享观念、行为技能、信息等，以产生共鸣并实现教育目标。她告诉记者，同伴教育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，国际上已经流行20多年了。但如何理解其精髓，并将之与本土特点相结合，创造属于中国高校特色的同伴教育，则并非易事。“打个比方，同伴教育与其他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后者是拍电影，每个角色有规定的剧本，而前者更像是沙龙围炉，每个人就是在做自己，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引发其他人的共鸣和反思。”
今年9月初，在一所高校的大讲堂里，坐满新入学的大一新生，空气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此时，身着休闲装、一头短发的李小米走上讲台，背后的投影幕布上，显示着此次讲座的主题——“那些年，我们错过的性教育”。
如果发现身边的同学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，该怎么办？
我对异性没兴趣，是病吗？
男朋友约我去看午夜电影，他是有什么想法吗……
一连串的问题引发了现场学生们的一阵骚动，有的三三两两窃窃私语，有的则羞怯地低下头。接着，李小米让大家把心中的答案写在手机上，通过技术手段，这些答案像弹幕一样被投射在幕布上。
李小米告诉记者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意识到，对同一个问题，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，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想的，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的同时，也能引发对自身固有想法的反思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讲师只是在幕后穿针引线，听众才是真正的主角。
“倾听、分享、思考，这些都是同伴教育的核心理念，是它的魂，至于具体形式，我认为可以不拘一格，并不一定很炫酷，即便是简单平实的方式，只要能引发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反思，那就是好的。”李小米说，事实上，在开展校园性教育时，也常常选择讲座这种老套的形式，但是一旦将同伴教育的理念注入其中，那么此讲座已非彼讲座。
多年的校园性教育经历也让李小米总结了不少经验。比如，要牢牢抓住大一新生。这些学生中大致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对性健康懵懂无知的“傻白甜”，另一部分是已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不少相关信息的“老司机”。一场成功的讲座下来，往往能触发前者对性健康的兴趣和思考，而后者则会主动添加讲者的微信。“对讲者而言，恰恰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引导他们树立更健康的性观念。”
每次授课，李小米最期待的就是看到下面黑压压的听众里，不断有学生的眼睛里闪过一抹亮光。“看到这个，我就知道，那个学生走心了。”
种子
何小娅就是其中一个走心人。
2015年，尚是大二学生的何小娅参加了由广东省教育、卫生、团委等机构组织的为期4天的防艾知识培训，李小米的课一下子吸引了她。“不是自上而下的知识灌输，更像一种经过反思后的自我认同。”何小娅说，她的家乡在中西部地区，性教育相对落后，她曾认为对性健康的无知就是纯洁的表现。通过培训，她开始了反思，并解构了既往的想法。
培训结束后，何小娅找到李小米，希望加入团队并成为一名志愿者。2017年，何小娅毕业后回到了家乡，在当地一所高职院校任教，除了4年所学的专业知识，性教育也被她带了回来。
何小娅只是一个缩影。在卫生、教育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近些年“非常小伙伴”防艾公益组织在广东、四川、陕西、天津等省份已培育超过2000名学生社团负责人，超过500名能独立上台的校级学生讲师。“同伴教育，需要的是同龄人，因此，更希望讲师从学生群体中产生。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，把性教育播撒到祖国各地。”
回首这些年从事校园性教育的经历，李小米坦言，初期，她所在的社会组织原本只是做重点人群干预、艾滋病检测咨询和感染者关怀，对校园防艾、性教育知之甚少。但10多年前的问卷调查结果引发了她的反思。“每次看到检测试纸上的两道杠，我的心都会咯噔一下，检测做得再及时，也已于事无补，世上又多了一名感染者。”
随着国家层面愈发强调防艾战线前移，防患于未然，李小米也决定将更多精力投入校园性教育。从最初的“小白”，到当下校园性教育的资深讲师，李小米意识到，性教育的本质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学生处理人生问题的技能。
李小米告诉记者，当她深入现实中发生的一个个真实案例后发现，这些孩子之所以会染艾，并不仅仅是缺乏知识。事实上，随着国家近年来对性健康和防艾知识的大力普及，很多学生并非不了解艾滋病病毒是什么，其危害有多大。他们缺乏的是对正常/异常状况的辨别能力，遇到问题前就应当建立的抗风险能力和应对问题、与问题共存的生命力。这些能力在李小米看来，都属于一种“人生技能”。“如果缺少了这些人生技能，即便没有染艾，这些孩子也可能在诸如交友、婚恋、工作上出问题。”
从教后接触了很多学生，让何小娅对此深有同感。她发现，很多学生意外怀孕的事例中，除了性知识的缺乏外，更缺乏处理问题的能力，往往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“从这个角度看，无论是专题讲座、知识竞赛抑或同伴教育，各有优势，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这些形式的整合，提升学生处理人生问题的能力。”
期待
返乡任教多年，何小娅感受最深的，是当地对校园性教育的认可度越来越高，各级政府也愈发重视。
何小娅清楚地记得，刚任教时，她报名参加了校园辅导员能力大赛，并选择了以“性行为与决定”为题的性教育课。比赛当天，当她拿出安全套，准备现场演示正确的使用方法时，却被评委叫停了，“一些评委说，这个发给学生就行了，不必拿出来展示”。
这让何小娅很郁闷。此外，她还发现，校园内的安全套免费领取处往往设置在人流密集之所，学生们羞于当众取用，导致这些都成了摆设。
“现在这些情况已经在逐步改善。”何小娅说，在校领导的支持下，自己开起了性教育课，并且越来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，“相信会越来越好”。
张雪峰告诉记者，参与了多年的防艾知识竞赛，他受益良多。“虽然是医学生，但此前对于性健康、防艾方面的很多知识并不了解。”他表示，希望竞赛在形式上也能进一步有所创新，现在的形式还是传统的答题，与试卷相伴多年的大学生对这一形式多少有些厌倦，建议增加一些趣味性。同时，题目设置方面，希望降低一部分知识性的内容，增加实用性的技能。比如，“艾滋病病毒攻击人体的哪个细胞”这个问题对于大学生，即便当时了解，也很容易遗忘，对于指导学生防艾的作用不大；而类似“当你听说身边有同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，你该怎么办”这样的问题，更具实践性和指导性。
李小米表示，同伴教育具备很多优势，并不意味着它对其他方式的排斥。“期待能有更多的方式方法，课堂讲授、知识竞赛、文体活动……”另一方面，比起千百种活动形式和知识点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大人们需要“看见”孩子们的价值观、人格底层结构、心理弹性和复原力以及同伴支援网络的建设，这些对孩子的一生平安幸福来说，至关重要。
文：健康报记者 张磊
图：马杨
编辑：于梦非
校对：马杨
审核：徐秉楠 王乐民
